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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举办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又被称为“庐山会议”，这个会议既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对于林彪来说也是命运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与林彪的矛盾公开化、激烈化，林彪集团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失利，加剧了其加快篡权的决心，面对蠢蠢欲动的林彪集团，毛主席深感继续再继续留在北京，已经压不住即将翻起的“巨浪”了，危机感让毛主席决心去南方走一走，去“巨浪”的起点，给那些在暗处“扇风”高级干部，敲敲后脑勺。

毛主席于1971年8月15日乘坐一号专列，开始了他险象环生的南巡之路，他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南巡的第一站就是武汉。

8月16日，专列抵达武汉。在武汉毛主席泰然自若，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分别找来了湖北、河南两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干部进行谈话，当然在这些谈话对象中，不乏与林彪关系紧密的人，其中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就是林彪的心腹干将。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与刘丰的谈话不慌不忙，字斟句酌，锋芒直指林彪。“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林彪集团）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刘丰小心翼翼地听着，他被这种谈话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所震骇，这里毛主席已经把林彪的问题点的非常清楚，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已然将林彪认定为反革命的“头头”。

毛主席谈话中还特意强调了一句：“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这“超天才”背后的用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作报告将毛主席吹捧成“天才”，而这位敢直接称为“超天才”便是林彪之子，小名“老虎”的林立果。

林立果是林彪与叶群的唯一儿子，小名“老虎”的他，又被林彪称为“眼珠子”，可见林彪在对待这个儿子可以说倾其所爱，而林彪对唯一的儿子同样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推荐任用。

林立果1965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便休学在家，林彪与叶群商量着让林立果出去闯荡锻炼一番，于是就指派专人把他送到上海，交给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全权“照顾”。

林立果

仗着副统帅儿子的头衔，林立果在江腾蛟任职的空军部队里一路“绿灯”，江腾蛟更是吹捧林立果“主席能把立果派到我们这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我们空军来说，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最大的自豪。”吹捧之余还带着这位“年轻有为，聪明绝顶，是最优秀的接班人”参加各种空军部队会议，会见各级领导人。

1967年3月，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林立果没有办理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从事秘书一职。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10月初，林彪又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当面授意吴法宪提拔林立果。不久，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当时，林立果24岁，入伍不足3年。

林立果利用特权在空军中网罗起一批人，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是林彪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为使林立果顺利行使非常之权，1970年下半年，吴法宪控制下的空军开始极力地宣扬林立果，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吴法宪称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附和之人直接称林立果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这也是毛主席口中“超天才”之人的由来。

据后来人讲述，毛主席喜欢分析人名和改名，当年毛主席面对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改名“李德胜”寓意“离开延安，取得胜利”，从这点可以分析，毛主席不可能想不到也不可能注意不到，林立果三个字念出来就是“另立国”。

事实上毛主席特意强调的“超天才”，正是这次南巡路上林彪集团蓄意杀害毛主席的指挥者。

在毛主席到达南昌之前，陪同毛主席南巡的有关负责人提前到达南昌，奉命向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和其他有关领导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被“敲山”震倒的程世清感到林彪在庐山会议的阴谋已被毛泽东识破，林彪这条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所以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也是这次谈话他向毛主席交代了林彪集团近期鬼鬼祟祟的举动，明着暗着的线索指向林彪集团将要做最后的挣扎，虽然毛主席早已知晓了更全面的情况，但这也足以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了。

毛主席此次南巡边走边谈话，这本身就让让林彪感觉非常的不安，当林彪一伙窃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陷入极大恐慌之中，形势变得越发刻不容缓，决心破釜沉舟，对毛泽东下毒手。

1971年9月3日，毛主席由南昌乘火车到达杭州，闯进了陈励耘盘踞的“虎穴”，陈励耘是空五军政治委员，也是林彪的死党，分管浙江省公安系统。杭州，是毛主席常来的地方。但这次，那些主席熟悉的干部都靠边了，整个杭州的外围警备系统都由陈励耘负责。

9月9日凌晨，林立果秘密召开会议，发布代号“571工程”即“武装起义”的总任务，密谋将毛主席截杀在上海回京的路上。

1971年9月8日，午夜时分，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现在停靠的杭州笕桥机场专运线上立即趁夜转移，转到绍兴附近。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决定专列立即离开杭州，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谁也不用通知。”9月10日傍晚，毛主席的专列抵达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

往常，毛主席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远居北戴河的林彪等人知道毛主席到达上海后欣喜若狂，炸专列的计划地点就在上海回京的必经之地硕放。

列车停下来了，毛主席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11日中午，专列从上海火车站开出，晚6时许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这里完成加煤、加水和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向北疾驶，一路不停，跨过黄河，直奔天津。

事已至此，毛主席完美的跳过了林彪集团的阴谋包围，如此迅速反常的飞速回京，此次回京的目标只有一个——端掉林彪集团。

不久林彪便乘飞机逃跑，毛主席知道后只说了一句：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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