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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1948年，薄一波升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后，为了组建华北局的领导班子，他决定提名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进入华北局。

薄一波之所以提名柯庆施，理由是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薄一波等54人出狱，以及在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得不错。

而和柯庆施有过长期接触得少奇同志却反对这项提名，他认可柯庆施不足以胜任这项职务。

由于薄一波坚持要用柯庆施，少奇同志最终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同时他告诉薄一波：“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

柯庆施

多年之后，薄一波终于明白，少奇同志的这番话不是空穴来风。

晚年的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时间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误。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考核任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用错了人，一旦让他们钻到高级领导层，必然要玩弄诡计，信兴风作浪，其祸患极大。”

直到今天，柯庆施在人们的心中，还是一个盖棺而尚未论定的重要人物。他既有德高望重，勤恳工作，艰苦朴素的一面，又有犯下错误的一面，甚至有人说柯庆施如果不是早逝，很有可能会成为“五人帮”中的一员。

柯庆施的政治起点很高

柯庆施的年纪并不算大，但他在党内却一度被尊称为“柯老”。“X老”这样的称呼一般被用在如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这样的年龄和资历都很老的同志身上，但1902年出生的柯庆施却也能享有这项殊荣。

毛主席曾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毛主席比柯庆施大9岁，也这么称呼他。

柯庆施的革命起点很高。青年时期他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停学，后在陶行知等人的帮助下，他来到了南京求学，期间结识了一大批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青年组成了研究小组，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柯庆施当时以“怪君”的笔名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劳动界》上发表了《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一文，该文是柯庆施经过长期的底层调查后的成果，它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工人受资本家剥削，无法接受教育，生活贫苦等悲惨情况。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定的关注，也让柯庆施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不久后，柯庆施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

陈独秀很是喜欢自己的这位“小同乡”（两人都是安徽人），1920年10月，陈独秀写信邀请柯庆施去了上海，并亲自发展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10月，陈独秀的住所突然被巡警包围，陈独秀夫妇、包僧惠、杨明斋和柯庆施五人被捕。陈独秀当时早已是名震全国的人物，记者们广泛报道了这次事件，柯庆施也为人熟知。

这次被捕的时间并不长，在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联系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500两白银把他们五个人保释了出来。

1922年初，20岁的柯庆施受组织委托，和张国焘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正是这一时候，柯庆施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并和列宁握了手。

这次经历是非常特殊的，王明后来都不无羡慕地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毛主席也说过，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出狱后的柯庆施先后担任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期间，柯庆施遭到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毛主席亲笔修改了对柯庆施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庆施“守纪律，有成绩”，柯庆施才得以重获清白。

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首任市长。期间又在薄一波的提名下进入了华北局领导班子。

1949年5月，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到南京工作，历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2月，饶漱石因为“高饶事件”垮台，陈毅则去了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华东和上海的一二把手相继离开的背景下，刚刚从南京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事实上成了上海的第一把手。

1956年后八大召开，柯庆施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执政上海，提拔张春桥

在1957年的“反右”中，作家傅雷曾说过一些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话，柯庆施因此断定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作协党组负责人的周而复认为，傅雷虽然犯了错误，但其实可划可不划。宣传部长石西民认同周而复的意见。

当时周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正好在上海出差，周而复便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他。周扬听后也不赞同把傅雷划成右派，但他希望傅雷能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检讨。

周而复听到答复后非常高兴，立刻找到傅雷，让他做了检讨，并把检讨送到了柯庆施手里。但结果两天之后，柯庆施还是把傅雷划入了右派。此事让周而复终身抱憾，他觉得自己失信于傅雷，并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傅雷的自杀。

柯庆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周而复的说法是，柯庆施当时认为上海的右派划得太少了，“要加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柯庆施不满中央各部委插手上海的事务，周扬出来为傅雷说情，可能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周而复认为，柯庆施对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够尊重，在工作中不大能团结他们。这一点中央也有所察觉，早在1950年7月，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到南京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就曾联名给华东局发过指示电报，说“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自1955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状况不断向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实的过高指标。周恩来等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希望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在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却片面地做了一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坏的反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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